举世震惊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已经过去49年了。自从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外传说纷纭，其中以讹传讹之处甚多，现据查阅此案的资料和走访当事人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记述如下：
●第一次报警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由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五国发起召开的，共有29个国家参加。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历史性盛会，这次会议没有任何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参加。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独立运动的新高潮，也反映了帝国主义主宰亚非命运的漫长历史走到了尽头。我国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
当时，西方国家正对我国进行海陆封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反动势力，妄图依靠西方国家，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国民党特务机构对我们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怀恨在心，蓄意进行破坏.
3月初，正当我们紧张地为周总理出席这次会议做准备之际，我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正谋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杀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成员，这一行动的代号为“1号”，现已分头行动。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我们是去，还是不去?有关人员及时报告总理，周总理断然决定还是要去。究竟怎样去?是从海上走?还是从空中走?周总理提请大家考虑。经有关部门研究认为，不可以从海上去，理由是，当时从香港到印度尼西亚，只有荷兰的两艘小型商船，要走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时间太长，国民党特务容易在中途进行破坏。于是放弃走海路的设想，决定从香港乘飞机赴万隆。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l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正在这时，周总理接到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总理赴万隆参加会议之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专机到昆明来接周总理，吴努总理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和几个参加国的领导人先在一起商议一下关于会议的有关问题。
周总理欣然接受吴努总理的邀请，决定先去仰光，然后从仰光直接去雅加达；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直抵雅加达。
●第二次报警
4月7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从国务院乘车驶向西郊机场，正准备登机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匆匆赶来，将他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情报称：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周总理对这份重要情报极为重视，阅后当即向罗青长脂示：请迅速转交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按原定时间乘伊尔一14抵达昆明。当时我国和缅甸尚未通航，缅甸正派飞机试航。周总理刚做阑尾切除手术，正好可以在昆明休息几天。若试航不成功，周总理一行准备乘汽车从滇缅公路赴仰光。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当晚9时周总理给北京打电话，请罗青长同志将所获情况，让外交部通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将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罗青长同志当即驱车到外交部，找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看到这份情报十分震惊，马上去找机要秘书主任王凝商量，并迅即通过广州外事处，以最快速度，将这一重要情况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董越千马上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报告这一奴急情况，建议速安排人向英国驻华代办处提出交涉，这位常务副部长遂安排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在9时半紧急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恩。
张告之：今日约见艾惕恩先生，有一件事要通知你，并请转告香港当局加以注意。我们中国记者等一行11人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对这些人进行阻挠和捣乱，我们很关心这件事，请你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
艾惕恩询问了代表团有关情况后，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电告香港。还对张说，以后有何情况，请及时通告，他随时电告香港。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这一情况通报给香港当局。并于11日凌晨l时半派潘德声同志径赴印度航空公司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你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潘德声做了肯定回答。该经理又问：“你的消息是否有根据?”潘以恳切的口气说：“当然有根据，不然我不会深夜前来造访，希望你们切实引起车意，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经理听后仍然不太相信，他略沉思后说：“这-种情况估计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大胆妄为!”潘指出：“据我们所知，机场地勤人员有些是亲蒋分子，他们和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这时印经理才表示将采取安全措施，届时将派自己的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他将亲自到机旁监视。
当天上午10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为了确保安全，再次让潘德声约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严加注意，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事。印航经理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对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增添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工作也都由公司派专人负责.”
●飞机爆炸
“克什米尔公主”号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后，按时起飞。北京当即向昆明打电话，告诉周总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下午6时30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里时，飞机接连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当即惊问：周恩来总理是否在机上?该机回答“没有”。接着听不到任何声音。
北京方面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告：我们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通讯联系，据外电报道，在南海上空曾听到巨大爆炸声，不知是否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周总理立即指示北京：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
当晚，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噩耗传来，代表团全体成员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
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空中爆炸情况，三位幸存者做了如下回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前5个小时飞行正常。在下午6时半左右，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度时，机舱突然发出爆炸声，正在客舱睡觉的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被爆炸声震醒，他发现烟雾从冷空气导管喷出，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立即报告机长，并将灭火瓶射向后行李舱。接着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也燃起大火，卡尼克报告机长后，又将一组灭火瓶射出。由于情况万分危急，机长当机立断决定强迫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这时，第三号发动机火警信号灯又亮了。他们迅速将第三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顺桨，把最后一组二氧化碳灭火瓶射向该区。灭火瓶消耗殆尽，但右加温机火警信号又开始报警，扑灭该区火患已不可能。火焰迅速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在飞机下降时，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商定，连续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几乎在向雅加达机场回答周总理未乘该机的同时，飞机与地面联系中断。这时距雅加达约有1小时半的航程。
在飞机急速下降时，乘客虽面呈惊恐之色，但个个听从指挥，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发生混乱现象。空中小姐迅速把救生背心首先发给乘客，然后再发给机组人员。机长命令把乘务组座舱的通门打开，接着工程师卡尼克把客舱的两个紧急出口和乘务组座舱的出口也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人座舱和机舱，飞机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想使飞机向左转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尽管机长做了最大努力，由于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控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裂为几段，坠人大海。
领航员帕塔克和工程师卡尼克被强烈的气浪摔出机外，浮于海面。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在飞机坠海之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他们三人凭借强健的体魄和熟练的水性，忍着饥渴，在茫茫大海中漂浮。被海浪冲在一起的卡尼克和狄克西特为了互相借助体力，共同求生，二人捆在一起，在海上漂流了8个小时，最后漂浮到一个小岛上。帕塔克则单独和海水搏斗，最后挣扎着也游到了小岛上。所有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打捞过程中，人们发现所有机组成员和乘客都被冲离飞机，尸体在海面漂浮，惟独机长贾塔尔的尸体仍留在他自己的座椅上。显然他顽强地坚守岗位，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立即传遍世界,每个代表团员，心情沉重，惴惴不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对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忌恨在心，他们正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美国派出70多人的所谓“记者团”，到万隆活动，其中有些记者就是从台北调来的职业特务。国民党特务机构不单是要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还在印尼秘密开会做布置，要将这次会议破坏。
对周总理的安全，邓大姐很惦念，她从北京打电话嘱咐总理切切注意。周总理在4月12日给邓大姐复信，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总理一行从昆明起飞
4月14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计划乘印度空中霸王飞机从昆明起飞，中午12时飞抵仰光，当日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吴努总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到达后，举行印、缅、中、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周总理在仰光停留了一天。16日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为了保证安全，周总理指示：无关人员一律不得接近飞机，机组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
空中霸王从仰光起飞后飞行约8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未料前方出现雷雨区，空中霸王是小型飞机，不能超高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经请示周总理，立即和新加坡机场联系。当时我国尚未和新加坡建交，机场老板对我友好，他得知是周总理的包机后，立即表示同意，并与英国高级专员麦克唐纳联系，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得悉周总理的座机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看望周总理，他对周总理彬彬有礼，并以茶点热情招待。两小时之后雷雨过去，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送上飞机，挥手告别。飞机又飞行3个小时，于下午5点30分到达雅加达机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欢迎，当晚住进中国大使馆。4月17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飞抵印尼避暑胜地万隆，住进当地华侨一栋别墅。
周总理在仰光时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便向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这一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又接见了印度调查这一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先生，具体商谈安排了有关调查事宜。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后，新加坡和印尼空军当局都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区搜寻。英国皇家空、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后来，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在一小岛发现并救出了3名幸存者。印度、印尼和英国配合对飞机残骸进行打捞。全部打捞工作，从4月25日开始至5月4日结束，共进行了10天。99％的残骸被打捞上来运到印尼，由印度、印尼双方专家检查，寻找飞机失事原因。
●紧急交涉
在首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开幕前夕发生与会人员空难事件，引起世界的普遍震惊和关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民党特务的野蛮暴行十分愤慨，对港当局在我事先报警的情况下未能采取必要的有效保安措施表示不满。在出事的第二天，即4月12日上午，张越副司长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英国提出质问。同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飞机失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事件，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接着，张闻天常务副部长、何伟部长助理先后约见英国代办，就飞机失事的原因和责任等事项进行交涉。英国代办除复照外并接连约见我外交部官员，对中国在未调查之前即指责英国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中方事先的通报只提及有人捣乱，未含破坏炸机之意。他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失事情况的全部材料，以便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调查。
●周总理召见英国驻华代办
为了查明事件原委和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周总理从万隆回到北京后，先后于5月9日和15日两次召见英代办杜维廉。在谈话中，周总理首先请代办向艾登首相转达以下口信：他在赴雅加达途中，座机曾因气候原因在新加坡机场降落，承蒙新加坡当局盛情关照，英高级专员麦克唐纳亲自到机场迎送，特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关于飞机失事问题，鉴于空难已经发生，再加指责也无济于事。因此，周总理着重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周总理说，在飞机失事前，我们知道国民党驻港特务机构准备对我代表团人员进行破坏，包括对交通工具的破坏，或是暗杀代表团人员。飞机失事后，经多方调查，证明是国民党特务指使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进行破坏的。香港当局采取的警戒措施是不许外人接近飞机，但对地勤人员未加防范，这恰好给国民党特务以可乘之机，使其假地勤人员之手来进行破坏。周总理进一步指出：指挥这次破坏的是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这个机关同台湾的保密局直接联系；这次破坏用的是小型定时炸弹，是由台湾运到香港交给特务机关的；直接参加破坏的地勤人员从特务机关得到炸弹并学会如何施爆。接着，周总理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合作，尽快侦破此案，使之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周总理还为破案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
1．为保密起见，中国政府将把已获悉的材料，由印度派到香港调查此案的高先生直接转交给香港总督；
2．香港当局得到材料后，不得让香港政府中的无关人员知道，以防泄密；
3．要求香港当局对我们的材料中所提到的有关人员进行监督，以防他们逃跑，否则就难以破案；
4．要求香港当局对我们的材料中所提到的关键人员，即直接同这次破坏有关人员，进行严格审讯；
5．在香港当局进行审讯时，作为受害一方，我们要求能像印度政府所派的高先生那样，也能派代表列席旁听。
对上述五点要求，周总理希望能够得到艾登首相的答复。
周总理上述友好、坦率和实事求是的谈话，杜维廉代办一再表示感谢。双方很快建立了比较协调的工作关系。5月15日，杜维廉即向周总理转达艾登首相的答复。艾登首相感谢周总理的口信，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情报并表示愿意通力合作。对于周总理所提五点，艾登首相做了肯定的答复，明确表示：转交情报的途径完全由中国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决定通过印度的高先生转交，英国政府欣然同意；英国政府将把收到的情报严守秘密，只许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中受权的人知道；关于对可疑之人进行监视问题，英国将迅速采取行动；根据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情报，凡是同此案有关的人，香港都将进行彻底调查，香港将通过高先生把审讯材料尽快告诉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
由于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香港当局在中方大力协作下，开始了破案工作。
●真相大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是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作的案，飞机在印尼领空爆炸，罹难者包括中国、印度等五个国家的公民。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案件。侦破此案是香港当局不可推卸的责任。香港当局在事发后即发表公报表示：决心尽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务处则悬赏10万港元缉拿凶犯。
印尼成立了以伊玛汪(民航局交通主任)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对飞机残骸进行打捞、检查。
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和印度政府代表高先生共赴香港，协助港英当局调查此案。
中、印代表于5月18日到达香港，当天下午即由高先生将我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面交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港督阅读材料后说，这个材料翔实、具体、很好。
港英当局当晚即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人员。以后我又陆续通过高先生把情况转告港英当局。
香港当局根据我国政府提供的材料，从5月18日起至6月1日共审讯88人，其中19人被拘留，以后又逮捕了8名同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的人。经过反复调查、审讯、核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
这一暗杀活动，系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香港情报站策划扩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总理。该案主犯是：主使人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施爆。周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系一负债累累的赌棍和好色之徒。
据其父周瑞维和同族周仕学供称，周驹在作案前，经常去就记电料行，此店系国民党特务的联络站。经香港当局对该店搜查，从有关国民党特务文件中发现，有一称作“第五联络组”的特务机构，由张耀灵领导，经常在就记电料行活动。
经对就记电料行店主关就记讯问，供认：3月10日，张耀灵曾邀请他喝咖啡，在咖啡馆张耀灵将他介绍给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问他有无在飞机场工作的十分可靠的亲戚或朋友，为吴担任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工作。
他说没有，但可以想办法。以后他就去找和他关系十分密切的周赞如，周告诉他，他有个同族人叫周驹，在机场工作。他当即将此事当面告诉张耀灵。
据周赞如交待：3月18日张耀灵和关就记来找他，把他带到一个咖啡馆会见吴某。吴向他仔细询问了周驹在机场工作的情况后，让他问周驹是否愿意为他办一件重要事情?他说这得问周驹本人。他于3月26日悄悄去问周驹，并按约定时间和地点将周驹带去直接和吴某会面。吴某先向周驹询问了机场情况，然后低声问周驹：我有一项重要任务，托你去完成，事成之后，可给你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到台湾后保证你的安全。周驹问什么重要任务？吴某告：“破坏共产党要员所乘的一架飞机。”周驹一听这话为之一怔，犹豫不决，并自言自语道：“太危险了!”吴某约沉闷几分钟后，向周驹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个小数，让他好好考虑一下。以后吴某又单独和周驹见面，周驹终于接受了破坏飞机的任务，并在台湾特务的安排下，接受破坏训练，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
4月11日上午，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机场后，他乘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当时机场只有一些武警在外围放哨，负责机场值班的帮办一直到飞机快起飞时才回机场，机场附近没人警卫，只有领班在场。周驹谎称是给人带的一包西药，还允诺日后酬劳，因此顺利作案。周驹作案后，不等下工，便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机场，登上台湾两个特务接应他的汽车，一起逃走。
周驹于5月18日逃往台湾，据香港当局告：香港警务处18日下午接到美国人陈纳德所办民用航空公司保安官美国人琼斯电话称：据该公司台北来电，在该公司5月18日自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飞机的行李舱内发现一潜乘者，自称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梓铭，经查证周梓铭即周驹。港局当即要求琼斯将周驹送回香港。但此时周驹已落人台北保安队之手。
港局随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当局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没有法律根据，有关当局无法处理此事，予以拒绝。
香港当局在我国和印度的协助和催促下，为侦破此案做了努力，但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犯人，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
我国政府对香港当局的调查结果和做法深表失望，“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是经国民党特务周密策划的一起集体谋杀行动，周驹只是被收买利用进行这一罪行的工具。香港当局的调查报告只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对本案的主犯和要犯及其他人则认为与本案无关。尤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这批国民党特务凶犯吴某和张耀灵均未找到，便匆匆宣布结案，让凶犯逍遥法外，使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至今深感遗憾。
●善后工作
印尼将遇难者的尸体打捞起来后，运到新加坡。我国当即派人赴新加坡认领。由于尸体难以辨认，统一火化后，将骨灰盒带回北京。中国政府对他们以“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名义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公葬(含三位国际友人烈士)。由周总理在墓碑上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墓碑上镌刻着烈士的名字，他们是：
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梅、杜宏、李平、郝风格。
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
4月17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追悼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为追悼委员会领衔人。同时沈阳、武汉、广州、西安、重庆也都举行了追悼大会。
印度、印尼、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越南、以色列、蒙古、奥地利、芬兰、缅甸、巴基斯坦、民主德国等国政府首脑和其他人士均发来唁电、唁函，对我国不幸失去优秀儿女表示沉痛哀悼。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已过去49年了，会议在促进亚非团结与维护和平事业上已结出丰硕之果，为这次会议而献身的死难烈士虽死犹生，永远活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作者：李同成